杜老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，建国以来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。他多次向中央建言，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(包产到户)，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的最初阶段，可以称之为“政策
与人们原来的预期相反，几年的历史事实证明：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。它的体制背离了农业生物学特性，使农民疏远土地，无从建立起持久不衰的劳动兴趣和责任感，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。
集体经济的体制，既解决不了“三靠队(吃粮靠返销，生产靠贷款，生活靠救济)”的脱贫问题，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。“中间状态”地区，不可能向先进地区演进，而是向贫困地区下滑。农民此时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，自然唤起对过去家庭经营的恋念。
包产到户的提出
我的思想变化，主要是在1956年离开中央农村工作部以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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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，人民公社末期的出工者。 |
1979年以后，我到过南斯拉夫、北欧各国、法国、美国、英国、西德、日本，看到家庭农场还大量存在。农村虽有雇工经营的农户，两极分化并不严重。在欧美各国发现，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村家庭经营占的比重均在80%～90%以上，经营规模很大。一个农场，土地少的是几公顷，多的是几十、几百公顷，不雇工，只在农忙时雇点学生打工，一切现代技术都能应用。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对立物，彼此可以相容。
包产到户，1979年初得到安徽、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，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。
80年代初，大家都关心粮食问题，有事实证明包产到户能够促进粮食生产，同时还能减轻国家的救济负担。
我想，可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；其他地方则允许群众自由选择。从这里入手，利用实践经验，先说服领导层，不急于全面铺开。要广开言路，允许反对者提意见，准备经历某些曲折、反复和妥协。
我相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，是不可抗拒的。从1956年以来，曾经三起三落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表现为一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。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。
小平讲话了：先吃饱饭要紧
1979年底，包产到户虽然在全国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，比重仅占9%，由于一些地方自发仿效，其数量在逐步增加。在党内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间统一认识，尚需有个过程。
1980年2月，中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，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。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。
4月，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，这时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，主持会议。他先召集中央几个综合部门的负责人，就会议准备解决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。
在讨论粮食问题时，姚要我先讲。我说：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，交通又不便利，靠农民长途背运，路上就吃了一多半，国家耗费很大，农民所得不多。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，让农民自己包生产、包肚子，两头有利。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。
会后，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，提到这个问题，说：工业、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。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、内蒙古、贵州、云南等省，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，是国家很大的负担。可不可以考虑，对这些地区，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。地广人稀、经济落后、生活穷困的地区，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。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，减少国家的负担。
邓小平说：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。
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，姚依林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与会者。当时不让登报，也不上文件，知道的人不多。
就在同一个月，国家农委根据全国长期规划会议精神，正式向中央作了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》，提出：允许在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。
大约就在这一时期，在我参加一个会后，邓小平和我谈了几句话，他说：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。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，可以试试嘛！将来要改还可以改，先吃饱饭要紧。
6月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陕西米脂县孟家坪的考察中，发现专业承包的责任制。村里20个劳动力，12个专包农业，2个放羊，其余的组织基建队，按评工计分的办法包下去。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，提出专业承包在经济分工比较发展的地方也可以用，贫困地区将来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。他主张包产到户，可以多色多样。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，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，不搞包产到户的可以不搞，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。
我向耀邦建议，将此信转发到全党。这封信转发下去，传达了中央对包产到户放宽一步的新信息。
争论和妥协
1980年9月，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，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。由我起草的会议文件草稿，大意是说：我们要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，尽快建立农业生产的责任制。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，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多样化。要遵从群众意愿，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。
草稿拿到农委会议上讨论。意想不到的是，多数与会者不主张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。他们主张划一个界限，即贫困区可以，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包产到户。
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，有福建、江苏、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。支持的，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、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周惠、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。
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：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，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，生产成了大问题，是倒退；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，不能退出。
在会下，我征求北京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吉林、辽宁、山西、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，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，有错误已经纠正了。希望在非贫困地区设个“闸门”，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。参加会议的人，很多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，其中有一位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：包产到户，关系晚节，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，留个记录也好。
这次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，因意见不一已很难开下去了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，在会议闭幕之前，我和耀邦、万里商量处理办法，两次改写了文件，前边加了一段话：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；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。提出“在一般地区，集体经济比较稳定，生产有所发展，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，就不要搞包产到户”，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；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，“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，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，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，可以包产到户，也可以包干到户，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。”
75号文件是个妥协的文件，会上在杨易辰讲话时，池必卿插话：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。当时为《新华社》记者的吴象根据这两句话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：《阳关道与独木桥》，表述了当时的争议。
75号文件也可以说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，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，应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。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“两个凡是”的破除。
预鲁调查
1981年3月，我随国务院总理和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一起出去调查，去了河南和鲁西北。主要是了解包产到户的实证材料。
那些穷地方都亲自看了，事先不让地方安排，我们随机抽查。看到家家户户粮缸里都是满满的，农民表示满意。说：第一，吃饱肚子。第二，有了自由。能自由去赶集，买一点、卖一点东西，“村里活气大了”。第三，河南一带包产到户，土地按劳动力分包，土地生产率普遍提高。回京后，按国务院领导人的嘱托，以我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汇报信。说到三种地区，可以各选一种主要形式，作为倡导，不许强制。包也可有多种包法，困难地区可以按人包产到户，中间地区也可按劳包产到户，先进地区则可专业承包，联产计酬。
革新观念
1980年―1981年秋天，我们看到：人民公社的统一经营，向分户经营转变；包产到组，向包产到户转变；包产向包干转变。这种状况，一反过去由低级向高级过渡，“落后”向“先进”看齐的运动趋向。例如苏南地区，在1980年冬是专业承包，到1981年包干到户就占据了50%的比重。山东沿海地带，也是这样。
这种变化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，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，人们应当根据实践的结果检验自己原有的认识。过去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，曾一度把党的领袖的个别主张，当作一种先验性的真理，对不同意见，往往是靠批判、斗争的办法，强求统一。群众也学会了采取两面态度对付，开会举手赞成，会后另找出路，形成一些假象，即所谓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。所以，必须强调真正遵守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办事。
在不误农村时，呵护有生命的动植物方面，家庭经营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。
江苏的农民说：不怕累，就怕捆。
记得有一次，我到河北石家庄附近一个大村庄调查，那是一个先进大队，却实行了包干到户。我问：你们为什么愿意包干到户？农民说：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，挤在一块儿吃那点草料，管吃不管饱，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，只能一起饿肚子。
给农民一点自由，由他们自主地配置生产要素，办那些主管人和上级领导人想不到、做不到的事情。买一台手扶拖拉机，又能耕地，又能运输，能赚不少钱。闲置的庭院土地，可以寸土千金，妇女、老人、工人早晚工余点滴空闲时间均可高度利用。可见，自主、自由是一种制度因素，能释放潜在的生产力。
由于历史上有过大反复的教训，大批干部曾因此惹祸上身。1978年底，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举行秘密会议，宣誓、按手印写好一份分田到户协议书。一致商定：由于分包田地，使干部挨批、住监狱，其家属生计由全村共济之。这个故事流传甚广，正反映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宁肯冒风险的决心。
当时，为了解包产到户问题专程去安徽调查，农口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返京前和万里发生争论：
某：包干到户，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，没有统一经营，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，不宜普遍推广。
万：包干到户，是群众要求，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，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，为什么不可行？
某：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，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。
万：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，你要什么？
某：我要社会主义！
万：我要群众！
社会主义目标本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。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。
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近30年了，农民一天还吃不上1斤贸易粮，1958年―1978年20年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平均收入年增长只有1元，贫穷社会主义也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。群众要求变革，共产党岂有不予支持的道理。
包产到户的推广
80年代的农村改革没有搞全党大动员。
一个重要举措是，允许“贫困区”率先实行包产到户。在安徽、贵州、内蒙古等省(区)内全面推行。
1980年1月，安徽召开全省农业会议，使包产到户合法化。省委说明：在现实特定条件下，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。1980年5月，包产到户发展到占全省23%的生产队，迈出了勇敢创新的一大步。
在贵州，1979年底已经有10%的生产队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。省委曾部署纠偏，而派下去的一些工作组不但没有能纠偏，反而被农民说服了。结果纠偏的队减了产，没有纠偏的队反而增产。
但有的同志对大范围内搞包产到户仍有顾虑，怕超出文件规定。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说：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，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，实事求是做出决定，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，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！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，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，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。到1980年底，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接近80%。
内蒙古本来就搞了“借地”，实际也是包产到户。1980年底，全区农区就有40%左右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。尔后，在区党委书记周惠支持下，牧区也实行了羊群草地承包制。
1981年底，四川全省84%的生产队实行了户营为主的责任制。
山东1981年8月，包产到户发展到60%左右的社队。
在广东的湛江、惠州等地，包产到户很早就出现了。中央75号文件以前，全省已有10%左右的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，有的地方划小小队，分成“父子队”、“兄弟队”，或类似的“组”。
广东省委派工作组去纠正。可是越“纠”越多，而且生产一季翻身，把吃饭问题解决了。包地的农民和工作组的干部捉迷藏，来检查时，他们就集中起来做出干活的样子，干部走了，又各干各的。省农委负责人杜瑞芝、地区负责人林若等很快就认识到：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，主张对包产到户要积极领导。习仲勋表态支持。中央75号文件下达以后，包产到户纷纷化暗为明，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，有了大幅度的增加。到1981年初，广东全省水稻等大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达到40%，远远超出了文件允许的范围。
河南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在省委书记刘建勋主持下，实行过较大面积的“借地度荒”。随后，段君毅接任省委书记，实行包产到劳，其实就是包产到户的别称。
这一时期，广西区党委为适应群众的要求，也推行了包产到户。
(摘自《杜润生自述：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》，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35.00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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